自上而下的悲劇，自下而上的回應──《寶島一村》觀影筆記
黎恩 （美國華盛頓大學歷史系博士資格候選人）
最初想看《寶島一村》，是因為林青霞的一段評論：“看得我如癡如醉，時而感傷時而欣慰，有時大笑，有時哭得抽泣；淚還沒乾又破涕而笑；還沒笑完又哭將起來。”看完《寶島一村》，第一個感覺是：青霞姐姐騙人啊。三個半小時的表演，我基本上一哭到底，無論是不是淚點，一直哭到最後，何止抽泣，簡直哭到不能自已。一開頭，1949年國軍帶著家眷撤到台灣，因為資源緊缺，人們爭相頂替不在場的戰友獲得入住眷村的機會。時一修飾演的“共特疑犯”，一有空隙就跑出來，“我就是魏中！”被軍官揶揄：“你又改姓啦？換了個名字，連口音都變了。”屈中恆飾演的老趙，其實也不姓趙，只是用陣亡戰友的名義換來一間房。年輕任性的妻子嚷嚷：“你不姓趙啊，你到底姓什麼？我到底嫁了給誰啊我？”這就是我的第一個淚點。在美國，一直不用英文名字，縱然名字從來沒被念對過，我還是不厭其煩地糾正。收集過各種各樣的聖誕卡片，人們只記得我的名字怎麼念，不知道怎麼寫，所以”En” 被寫成”Man”, ”Ann”, “An”, “Un”，甚至比魏中更像特務的: N。我的“恩”，被人念成古怪的”Un”，這個名字到底和我還有什麼關係呢？然而如果連名字都變了，又是何等心酸的一件事？
為了解決來台軍眷的居住問題，政府興建臨時眷舍。人們來自中國大陸各地，雖然被統一貼上“軍眷”的標簽，但其實一個小眷村，就是一個混雜的小中國大陸。王偉忠花了兩年時間給賴聲川講故事，從戲劇裡面表現出來，基本上是一部從戰後到九十年代的台灣社會史：四九年遷台，五十年代策劃反攻大陸，白色恐怖，戒嚴，六十年代美軍駐軍，七五年蔣總統去世，八十年代解禁，李登輝上台，眷村拆遷，全是台灣人的集體回憶。很幸運在台灣本土看《寶島一村》，幾乎是全民參與創作。我後面的老人家們，對每個年代每一首代表性的歌曲，一聽見就跟著哼，大概有點耳背，議論很大聲，“這個是誰啊？”“是不是范瑞君啊”，“以前的公厠就是這樣的啊”，“是啊，去世前的那晚下好大的雨呢”，“我也有看過這個電視節目啊”，如果是別的劇目，也許會覺得反感，在《寶島一村》，觀眾的反應如同戲劇的一部分。
《寶島一村》不但故事紮實，而且技巧純熟，尤其把舞台表現的濃縮凝練發揮到極致。雖然故事眾多，但是大致上集中在三家人身上：帶著妻子和岳母來台的發電機駕駛員老趙，在台灣當地娶妻的軍車司機老朱，還有接收出事戰友妻兒的飛行官周寧。整個舞台設計就是三個家一字排開。印象最深的一個場景是，八十年代戒嚴結束，開放回大陸探親，舞台上三個台灣家庭對應三個大陸家庭：老趙已經去世，由小兒子台生代表探望奶奶，台生一跪下，奶奶一巴掌就打下去：這是代你爸爸受的，他告訴我只是去台灣玩幾天，一玩就是四十年啊；老朱帶著台灣太太去看大陸太太，進門之前吞吞吐吐：要叫“姐姐”，嗯，不是我姐姐，是你“姐姐”；比起老趙和老朱，周寧是三家人之中著墨最少的，但在此處也最震撼：父母已經不在世，只剩兩個墳頭，老邁的姐姐帶周寧來到一座墳前，埋葬著一個生於1928年，只活了21歲的國軍飛行員。周寧表白：在你掉飛機的時候，我的心已經和你一起死了，後來我把飛機開來台灣，多活了這好幾十年，不過是因為你的一句話：人生要開心，盡量開心。周寧對萍水相逢的魏中熱情關照，可以幫人養老婆養兒子而不避嫌，自有他不足為外人道的心事。三個家庭，三段重逢，把母失其子，妻失其夫，以及被大時代掩埋的個人情感高度集中地呈現出來。
《寶島一村》和龍應台的《大江大海》一樣，充滿感動人心的故事。但是作為一部史學作品，《大江大海》只見樹木不見森林，看得見史料的堆砌，看不見批判的力度。李敖的《大江大海騙了你》批判起來確是有理有據，但是怒髮衝冠，只覺悲憤，不覺感人。反而是《寶島一村》，作為一部戲劇作品，怨而不怒，哀而不傷，既有戲劇性的衝突，也有含蓄的批判，更為眷村移民的何去何從提供了方向。《寶島一村》借村民之口道出，造成這個悲劇原因，一半是老毛，一半是老蔣，直指決策上的失誤，也毫不掩飾對受騙於“反攻大陸”的絕望。最後老趙留給台生的信中，沈痛地寄望下一代永遠不再經歷戰爭。然而村民對無法控制的悲劇，有自己的應對：趙媽離開北平多年，一直帶著唱機聽音樂；老趙的岳母，不但自己包包子，還把天津包子的技術傳授給台灣土生土長的朱媽，這門絕技後來養活了朱家一家；眷村的第二代大多努力走出眷村，走出黨國的侷限，台生和二毛從嘉義到台北闖蕩，二毛嫁給民進黨員，大毛遠嫁美國，大車成為商人，闖出一番事業，二車甚至比爸爸走得更遠，娶了越南新娘。如果在第一代身上，看到的是苦中作樂，堅守傳統的韌性，第二代就表現出一種更廣泛的文化包容。最後眷村拆除，大家和四十年前初來台灣時一樣，唱起那首《松花江上》，這裡的“家”，卻從懷念家鄉，變成懷念眷村，對自上而下的悲劇，作出自下而上的回應，這種回應背後，是樂觀堅強的移民精神。
五顆星滿分的話，我給《寶島一村》十顆，五顆給眷村體驗，五顆給超越眷村的價值。《寶島一村》裡的人文關懷，使它成為可以和移民史上其它作品進行對話的經典之作。也許很多觀眾和我一樣，除了屈中恆和宋少卿之外，一個演員都不認識，也不一定是眷村出身，甚至不是台灣人，但是“displaced people”（被拔根者）不單單在眷村。因為斯大林一句話，成千上萬的前蘇聯農民被遷到中亞種大米；日本戰敗，所有日本移民被盟軍從亞洲各殖民地運回，儘管很多人在滿洲國出世，連日本國土都沒有踏上過；納粹甫一下台，德國移民一夜之間被逐出東歐，在當地生活了幾十年的人只有幾個小時收拾行李。在政治巨頭的眼中，幾萬幾十萬的人不過是數字而已。國與國的仇恨，是不是要落實到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身上？統一的標簽，語言的隔閡，和當地人的融合，下一代的出路和認同，這些在眷村裡發生的故事，在移民史上歷歷在目。最後賴聲川和王偉忠從舞台兩邊出來擁抱謝幕，全場起立鼓掌數分鐘之久，他們不一定都是來自台灣的觀眾，只是感動于這部有細節有關懷的佳作，把一段將要消失的歷史，在光影中化作永恆。
從年齡上來說，我是《寶島》第三代“村民”了：在中國大陸出生，美國唸書，客居台灣，分不清哪一個才是我的家，因此每一次在機場都有感傷又有期待。尤其享受台灣人文氣息，常常在想，假如當年來台灣讀書，也許今天的人生軌跡會不一樣，在台灣的文藝土壤裡，可能會鼓起勇氣做一個舞者或者演奏員，甚至是戲劇舞台上的龍套。然而像《寶島》裡老趙所說，命運喜歡跟人開玩笑，而且你還不知道梗在哪裡。能夠做到的，不過是好好收藏那個99號門牌。這個門牌，也許是對愛人的思戀，對父母的牽掛，對下一代的期望，甚至純粹是對一種文化的熱愛。把門牌帶到下一個地方去，無論在哪裡，都找得到皈依的方向。
2012.8.30 於台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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