關於楊德昌

２０００年５月最後一部作品《一一》獲戛納大獎之後，楊德昌即被診斷出結腸癌。７月決定開刀，９月兒子出世……

賴梵耘是賴聲川和丁乃竺的女兒，她住在台北近郊陽明山一個大房子裡，熟悉的、陌生的叔叔阿姨出出進進，楊德昌也是其中一個：“我對楊叔叔印象特別深，他跟我爸爸很像，發型一樣，也是戴著眼鏡，也是個子很高。”
１９９０年，賴梵耘１０歲，楊叔叔要她演男主角的妹妹，爸爸答應了，她沒有試鏡就直接去了。
“楊叔叔在地上貼一個膠帶，跟我講，你從這裡開始走過去，講話，再走到膠帶那裡停。我是小孩子，他講什麼我就做什麼。”
“那時張震好像才１４歲吧，演他哥哥的人真的是他哥哥，演他爸爸的也真是他爸爸。我演張爸爸的女兒，就覺得好高興，因為有一個好帥的爸爸。”賴梵耘的戲份不多，大部分時間她跟其他的小演員玩得很開心，她有幾場睡覺的戲，都是清晨拍的，拍著拍著，她會真的睡著。
這部戲叫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，片長４個小時，講述１９５０年代的台北，兩個建中的學生，王茂和小四，以及他們那一代人的壓抑、封閉。影片獲得第２８ 屆台灣金馬獎最佳電影、最佳編劇獎；法國《電影手冊》將其評選為年度十佳電影，理由是“可能是楊德昌最好的作品之一，描述青春激揚而又沮喪的生活，很寫 實”。

牯嶺街就是他家
大部分人都把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看成楊德昌的自傳。
“‘牯嶺街’簡直就是他家嘛：兩個兄弟，一個很會念書的妹妹，爸爸曾經卷進政治迫害……”焦雄屏跟楊德昌一樣，都是１９８１年從國外回到台灣開始做電影，被稱為台灣電影新浪潮的留洋派。那一年突然有很多新導演冒了出來。
“楊德昌的電影很能觸及到外省第二代人的心情，他的‘牯嶺街’也跟我非常像：公務員的後代，家裡知識分子，住著獨棟的日式房子，女兒很會念書，兒子非常會打架。”焦雄屏說。
１９５９年，楊德昌１２歲，他的初一是在夜間部上的，成績不好，跟老師關系也很冷漠——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就取材於他所在的台北市立建國高中一起真實的夜校情殺案，“小四”就是楊德昌自己
“牯嶺街”的制片人余為彥老早就認識楊德昌了，他們都有點台灣小太保的感覺，但又沒加入幫派，“不是壞學生，也都不是好學生”。
楊德昌在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念完電子工程與計算機系碩士之後，去了南加州大學學習電影。他１９８１年回到台灣，在余為彥的電影《１９０５年的冬天》裡，擔任編劇、制片助理和演員，這時楊德昌已經３４歲了父母想讓楊德昌讀電子，他不喜歡，但他非常尊重父母，當時電子在台灣很熱門，“算是給了父母一個交待”，跟楊德昌同時出道的新導演張毅說。
１９８１年，３４歲的新導演楊德昌被２９歲的老演員張艾嘉看中，參加電視電影集《１１個女人》的拍攝，第一次獨立擔任導演，拍了９０分鍾的《浮萍》。
１９８２年，台灣導演陶德辰提出四個年輕導演合拍小成本制作的想法，跟張毅、楊德昌、柯一正一起拍攝了《光陰的故事》。這是一部四段式的影片，被看成是台灣新電影的開山之作。
兩年後，賴聲川和丁乃竺夫婦從美國回到台灣，看到《光陰的故事》，尤其欣賞楊德昌拍攝的《指望》，賴聲川寫了一篇影評，引發出一場筆戰：贊成的人，覺得 楊德昌突破了當時台灣繞來繞去談戀愛的“三廳電影”（即飯廳、客廳、咖啡廳）；反對的人認為楊德昌的電影太概念化，跟台灣本土距離太遠。
當時楊德昌已拍完真正意義上的第一部獨立長片：《海灘的一天》。
楊德昌漸漸成了賴家的常客，兩人經常打街頭籃球，以及探討台灣本土電影，賴家的家具和女兒也都免費借給楊德昌拍戲。
當時圈子不大，文化人互相串門：丁乃竺去演過侯孝賢的《冬冬的假期》；侯孝賢也當過楊德昌的演員，在《青梅竹馬》裡擔任男主角——女主角就是蔡琴。影片拍完，楊德昌和女主角結了婚。
他們的婚禮是在賴聲川家裡辦的，賴家有一個很大的草地，他們很喜歡那個味道。參加婚禮的是一些很親的朋友，“都沒有喝醉，但是蠻開心的”，丁乃竺說，當天她最緊張，因為得勸說媒體不要報道。楊德昌不善於跟人交往，更不願暴露自己的隱私——不幸的是，從他結婚那天開始，他的隱私就不斷在媒體上被人評說、討 論，直到去世之後，媒體還是翻出了他跟蔡琴“十年無性婚姻”。
“十年無性婚姻”是一個誇張的說法——事實上是八年，結婚前兩年，兩人還很恩愛。
“楊德昌說，有一天他發現自己跟蔡琴的世界觀都是不同的，驚覺的那天，他連起床的力氣都沒有。”直到楊德昌和彭鎧立的事情被媒體報道出來，丁乃竺才聽到楊德昌親口講述這段感情，她說：“檸檬跟牛奶，都是很好的東西，但放在一起就會結塊。”
“細數他一生共完成了八部電影，在我們生命聯集的十年中，我竟見證了一半……”７月２日，蔡琴作為“楊德昌的前妻”，被媒體逼著發表公開信，“電話錄音 裡數不清的媒體留言，都希望我回電……所有人卻急著要一篇‘前妻的反應’……我怎麼告訴外頭，我都還來不及感受呢……直到一天將盡，從電視上，我已看過他 那被重復了又重復的身影後，一陣強烈而尖銳的刺痛，才刺醒了我的感覺！”
２０００年，３５歲的彭鎧立和５３歲的楊德昌在美國結婚，彭鎧立是台灣的鋼琴家、時尚評論家，楊德昌的八部影片，她只見證了一部，就是《一一》——她為影片彈奏了《月光奏鳴曲》。
直到現在焦雄屏還記得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６日那個甜蜜的日子，侯孝賢、陳國富、賴聲川、朱天文等５３個文化人聚在楊德昌家裡，簽訂了“台灣電影宣言”。簽完宣言，蔡琴告訴大家，這天剛好也是楊德昌４０歲的生日，大家開始起哄，焦雄屏說，不知道是誰，站在凳子上，俯拍了一張全家福，“可惜現在找不到了”。

真的是拿命在創作
１９８６年簽署的“台灣電影宣言”，對電影環境提出了三個懷疑：懷疑電影政策管理單位的立場；懷疑大眾傳媒的作用；懷疑評論體系的矛盾。
三個懷疑讓新舊影評人打成一團，但“懷疑”沒有得到重視和解決。這一年台灣電影從先前年平均１２０部減到８５部。
１９８９年台灣當局開始實行一年一度的“國片制作輔導金”。輔導金成為台灣電影“通過電影拓展國際空間”的買路錢，其投向嚴重向“藝術片”傾斜，鼓勵台灣電影參加國際影展並獲獎，而台灣本土的“商業電影”紛紛轉投香港。台灣越來越沒有商業影片。
“宣言”成為台灣電影走向沒落的標志。
當年簽署宣言的導演們對電影的堅持，變成了迂腐的笑柄；媒體和影評人把責任往“藝術導演”身上推，侯孝賢也自嘲：“台灣電影就是我和楊德昌搞死的。
“楊德昌在電影上有很多委屈，有一次他說，其實就是我們太在意電影了，希望觀眾看到不一樣的東西。有時候我走在街上，看著行人，我就在想，你們究竟想看什麼電影呢？他們可能不在乎，但是我們在乎。”丁乃竺說，楊德昌經常重復一句話：“我們真的是拿命在創作的人。”
第一次到楊德昌家，陳博文傻了眼：“他家裡有整整一面牆，上面貼著‘牯嶺街’所有人物的結構，男主角是誰，朋友是誰，爸爸跟誰有關系……每個人的故事、關系、結局都有很完整的交代。”
陳博文後來成了楊德昌的御用剪輯師，從“牯嶺街”開始，到流產的《追風》。
“他絕對是整部戲的主宰，每個演員什麼時候說什麼，攝影機在什麼位置，都掌握在他的手上。”陳博文對楊德昌充滿了崇敬。
陳博文搜集了楊德昌的很多“笑話”，最典型的，是拍《一一》：有一場非常簡單的戲，吳念真開著車帶一家老小回家，不需要走位，也沒有什麼對白，很容易就拍好了。過了一陣，吳念真接到通知，要重拍這場戲，吳念真來到片場，扭頭一看：老婆換人了。又過了一陣，吳念真又接到通知，還要重拍這場戲，扭頭一看：女兒換人了。
“也許是他等得太久，他對電影迫切的感覺，比誰都更激烈，沒有任何人可以攔在他跟電影前面的。”張毅說。
１９９６年，楊德昌拍出了《麻將》，一部詐騙四人組被黑幫綁架的鬧劇，“用更加分裂的手法來批判台灣”。
當年１月到１０月，全台灣只公映了１１部本土電影，《麻將》是其中之一。但只有４家影院參加了放映，剛放映了幾天就匆匆下畫。
隨後，《麻將》入選柏林電影節競賽單元，楊德昌決定自己掏錢讓所有工作人員一起去柏林。陳博文非常不理解，當時楊德昌剛剛跟蔡琴離婚，經濟狀況很不好，請工作人員去柏林，至少要掏１００多萬台幣，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讓大家去柏林？
楊德昌告訴他：“台灣電影已經很沒落了，怎麼才能找回電影的尊嚴，讓每個年輕人都有興趣？只有你去到國際上大的電影節，感受那裡的氣氛，你才會知道，做電影是有希望的，做電影是有尊嚴的，我願意花１００多萬，讓年輕人去看看別人對電影的尊敬。”
過了４年，楊德昌才找到尊嚴。
楊德昌在為數不多的采訪裡提到《一一》，他說《一一》的概念１５年前就有了，他希望寫一個“以家庭為單位，爸爸、媽媽、少年、小朋友、奶奶組成一個立體的、有好多事情同時發生的故事”。
寫劇本楊德昌只花了兩個星期，拍出來卻用了兩年。
２０００年，《一一》公映，獲得第５６屆戛納電影節最佳導演獎、美國影評人協會獎最佳電影、紐約影評人協會獎等一系列獎項。
《綜藝》（Ｖａｒｉｅｔｙ）的資深電影記者德瑞克·艾力評價這部長度近３個小時的電影：“觀察細致，充滿智慧，尤為難得的是，影片拍得非常精練。”
法國《電影手冊》將其評選為當年十佳影片：“和很多先鋒派影片不同，這部影片並不難懂，它的新銳之處在於一種精妙敘事所表現出來的生活本身的繁復性，以 及對細節的天才把握，這些有意味的細節使影片具有一種詩的力量……有評論家說《一一》反映了一個人從純真，到懷疑再到睿智的過程，這恐怕也是楊德昌自己內 心的一種寫照。”
《一一》為楊德昌和台灣電影找回了尊嚴——只不過，到楊德昌去世為止，《一一》也沒能獲得在台灣公映的機會。

全被動畫絆住了
“《一一》拍完之後，他沒有找任何題材拍電影，全被動畫給絆住了。”陳博文說，自己再見到楊德昌時，楊德昌已經做了很多動畫的成品。陳博文幫他剪了５到１５分鍾幾個版本的《追風》——一個１３歲小孩成長的故事，故事跟武俠和《清明上河圖》有關。
楊德昌原本打算今年把《追風》拿到戛納電影節找買家，年內公映的——事實上，《追風》應該在２００５年就拍好並上映的。
《追風》的投資方是台灣一個風險投資公司，對投資有著嚴格的計劃，對他們而言，楊德昌是一個沒有動畫片制作經驗的“新人”，他們決定投資，前提是嚴格控制拍片時間和預算，希望３年內獲取利潤。
陳博文不止一次勸楊德昌，動畫跟電影不同，改一個地方整張稿都要改，很花時間，“我跟他說你應該去做動畫的監制，然後把時間花在電影上。他覺得動畫還是他喜歡的東西。”
“《追風》基本上是一個投資人跟電影人無法溝通的結果。”張毅說，２００５年，《追風》正式叫停。現在《追風》還剩了３個版本的預告片，楊德昌３年的工作，只剩下了不到２０分鍾的短片。
２０００年，台灣電影人張毅、楊惠珊夫婦息影後，來到上海開辦“琉璃工坊”，專心制作琉璃藝術品。已經知道自己得了結腸癌的楊德昌，帶著妻子和母親來到上海，他跟也有心肌梗塞的張毅開始重溫２０年前的時光。
２００３年，琉璃工坊動畫小組准備作一個動畫長片，《長江動物園》，張毅和余為彥把這個工作交給了楊德昌。此時楊德昌的癌細胞已經轉移。楊德昌每天的工作就是：化療和畫畫。
楊德昌將對動畫的感情全部投入在上面，他頻繁往返於洛杉磯和上海，將《長江動物園》的故事演變成了更有故事感的《小朋友》。
“楊德昌並不像外面傳說的那麼潦倒，也不是什麼逃債到美國的，他們住在美國的貝弗利山，也算是有一個體面的生活。”張毅說。
彭鎧立在楊德昌去世之後，整理和解釋了楊德昌最後生命的歷程：“２００７年６月初，與張毅導演、楊惠姍小姐於洛杉磯家中落實電影大綱。即刻高能量地天天工作，電傳草圖。６月２５日開始略顯昏迷，仍緊握鉛筆畫簿，呈現的畫已出現超現實的影像如眾人搶搭火車之景。２９日下午１時半於貝弗利山家中，於妻子相伴 之下，安寧辭世。”
“畫到最後楊德昌的疼痛已經非常劇烈，人處於半昏迷狀態，但他還是在畫：畫了一大群中年人，手指著天空。彭鎧立伏在耳邊問他是什麼意思，楊德昌已經沒有力氣回答了，就只是在笑。”張毅說。